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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院新聞

研究不是“故事会”: 用科学理性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|光华35周年回顾和展望

光华管理学院在35年的发展过程中,已形成了“以学术为本”的价值取向。学院一直坚持以通行的学术规范和科学理性的研究方法,做具有国际水准的中国学问。我们反对在研究中炫技式地过度运用“数学和各类模型”: 因为数学和模型只是工具,不是学问的目的。與此同時,我們也在不斷追問和反思:“何爲研究”“如何研究”和“爲誰研究”等根本性問題。

站在35歲的新起點,我們的答案從未如此清晰:基于科學的範式和方法,發現和揭示科學且有用的經濟與管理知識,做服務社會的經濟管理研究。爲此,我們將遵循以下原則:

第一,探索基本規律。研究的目的,不在于迎合,也不在于提出聳人聽聞、貌似自洽的觀點,而在于懷著敬畏之心去探索人類對基本規律的認識,以推動認知的邊界。研究從來都不應該是打著“有個性、有特點”的旗號去生産形形色色、蠱惑人心的“屠龍術”、“煉金術”,更不是去制造毫無實證依據的管理學“故事會”。

第二,遵循科學方法。在科學理性的框架下,遵循建立在邏輯推理和實證分析基礎上的科學研究範式,建立穿透時間、具有普適性的商業規律和經濟規律的基本認知。我們將堅持“以國際通行的學術規範和學術方法,做具有國際水准的中國學問”的獨特定位。

第三,服務社會需求。紮根中國問題,做真學問。面對中國改革開放40余年積累而來的學術富礦,認清中國管理和經濟研究遇到的真正挑戰,並非研究範式問題,而是如何用科學理性的方法,去研究真正有價值的問題。我們鼓勵理論領域前沿性探索與應用領域重大問題解決,創造有益于中國當下乃至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商業與社會知識,推動中國管理科學的發展,服務國家發展與商業實踐。

一所商學院的學術堅持

在光華,與“因思想,而光華”同樣重要的六個字是“因學術,而思想”。科學理性的學術研究是思想的根。嚴肅的研究態度,對于一個以“創造管理知識,培養商界領袖,推動社會進步”爲使命的管理學院而言,意義不言自明。

近些年来,光华在国际、国内顶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,从量到质均位居亚洲学府前列。仅仅2019年就超过了100篇。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、American Economic Review、Journal of Finance、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、Management Science、Marketing Science等国际最顶级的學術期刊上,光华学者的名字频频出现,影响比肩国际一流商学院。

在國內學術領域,近12年“中國高校人文社科學者被引論文排行榜”首位的桂冠,被光華教授摘得。在國內兩大頂級經濟學期刊上的發表數量與質量,光華在全國也保持領先地位。2014-2018年,光華在《經濟研究》上發表學術文章42篇,在《管理世界》發表41篇,圍繞宏觀經濟政策、微觀企業、風險投資、盈余管理、土地財政、生産效率、企業創新、公司治理、激勵效應、企業金融化和全球價值鏈等重要研究主題展開。

對于學術的堅持,還在于我們深谙傳承與創新中所蘊含的巨大活力。光華從2003年啓動IPHD(國際博士生)項目,對標世界主流研究型大學的博士生培養方案訓練學生,旨在培養高水平的青年學者,加快他們走向國際學術舞台的步伐。截止目前,累計有50余位光華畢業的學者在中國、美國、澳大利亞、英國、法國、日本等國的知名大學任教。

凡此種種,無法一一列舉。我們無意誇耀,對于學術研究,深感任重道遠,從不敢有半絲怠惰。如果說有何經驗可供分享和探討,它得益于一大批60、70、80,甚至90後的光華學者和學子,他們前赴後繼“用國際通行的方法,做具有國際水准的中國研究”;他們形成了科學、理性的研究風格,聚焦研究中國經濟社會發展、商業前沿實踐的重大關鍵問題,提供強有力的智力支持。在此過程中,我們的學術自信不斷增強。

真正的力量,是理性和科學的力量

“夫學術者,天下之公器也。”從本質上說,學術是沒有國界的,它們有著通用的語言和規則,通過交流與互鑒,共同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。80年代、90年代,是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早期,我們重新學習經濟研究範式,系統地把西方經濟學、現代經濟學的研究範式引入國內。這些年,包括光華學者在內的中國經濟學家開始規範地使用這些範式來梳理、研究中國問題。無論是數學還是模型,從來只是工具,是方法,而非目的,更非價值取向。在研究過程中,通過構建數學模型等定量手段或思維框架進行實證分析和研究,在解析許多特定的經濟管理類問題時,具有重要的、難以替代的作用。

但當我們遇到一些問題不能解釋,或者很難用現有的範式來解釋之時,如“中國發展模式如何用現代經濟學解釋”等問題,就容易誘發對現有研究範式的質疑,滑向“二元對立”的深淵而不自知——放弃理性和科学精神,放弃基础和严谨的方法,打着“有个性、有特点”的旗号去生产形形色色、蛊惑人心的“屠龙术”、“炼金术”, 去制造毫无实证依据的管理学“故事会”。这何以对得起“学术”二字?

這種對理性和科學的思維的挑戰,也讓我們擔憂:我們花了近40年時間,培養了一批熟練運用國際通行科學語言和研究方法的學者,才形成了科學理性的研究風格,若但凡遇到問題,就輕易地上升到對“範式”的挑戰,對理性研究方法的挑戰,著實令人歎惋。

在這個充斥著天花亂墜的狂歡漫談,充斥著“聽似熱鬧、但細想無半點收獲”的知識表演的時代,真正的學術研究的重要性更爲凸顯。身爲學者,我們理應繼續遵循方法科學——無論是定性或定量研究,無論是理論或實證研究,均應當采用嚴謹的科學方法和流程,更加強調研究的方法論。

真正的力量,是理性和科學的力量。只有那些建立在嚴密的邏輯推理和實證分析基礎上的科學研究,才能夠真正幫助我們建立起,對那些穿透時間、具有普適性的商業規律和經濟規律的基本認知,推動人類經濟社會不斷向前。

我们欢迎在共同认知框架下的学术争论: 正是这样的争论,才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推动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。而放弃正面学术讨论,直接改变范式和逻辑,试图凌驾于争论之上,无异于避重就轻,对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并无任何实际意义。


紮根中國,研究“真問題”

中国经济和管理学术的正当性,不仅仅表现为在顶级學術期刊上发表的论文,也不仅仅表现为方法的科学与理性,它更反映在扎根中国、研究“真问题”,去揭示中国管理智慧,解决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,做服务社会的经济管理研究。

大学,是学术真理诞生的思想苑地,它应执著于学术的独立研究和真理追求。蔡元培先生曾说,“治学者可谓之大学”。何为治学?我们可以称它为“无用”。这里的“无用”,是相对短视、急功近利而言的。比如公司今年销售上不去,再优秀的博士论文也没有直接的答案。学术研究的对象,是具有一般意义的重要问题,目的是为了增进对基础规律的认知,让人们不至于在同一地方反复跌倒——这也正是学术研究的真正价值所在。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的理论更实用。一个毫无一般性的解释功能,特殊得只能解释个别现象而无法伸展到其他现象的“理论”,是不能被称为理论的;而同样一个能够解释一切现象,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被证伪、或者被更好的理论替代的“理论”,是典型的“套套逻辑”(tautology),同样也不能被称为理论。为此,我们必须警惕那些漫天飞舞但缺乏形式逻辑和实证证据的 “新概念”,和林林总总、质量不一的“思想泡沫”。

好的研究,好的理論,基于科學理性的研究範式,它一定發端于實踐,根植于實踐,也將服務于實踐。“沒有什麽比正確地回答錯誤的問題更危險”,我們應當認識到,中國經濟管理研究今天最大的問題,從來都不是範式問題,而是研究“真問題”的極度稀缺。

什麽是紮根中國的“真問題”?它一定是緊緊圍繞中國經濟和商業實踐開展研究,是能夠提供政策建議和咨詢,服務經濟社會發展;是能夠通過研究市場規律和趨勢,服務企業成長發展;是能夠講好中國故事,支撐中國實踐,貢獻中國方案的。

中國改革開放四十余年波瀾壯闊,但也有大量新的問題和挑戰撲面而來:宏觀層面上,西方國家300年的發展,爲什麽中國用40年就完成了?走向高質量的發展道路,中國經濟改革的突破口何在,增長新動能何在?微觀層面上,如何成長一批具有市場價值創造的能力,又能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企業?技術革命奔湧向前,數字經濟將如何改變中國企業商業實踐,涉及公司財務、市場營銷、企業戰略、組織行爲、領導力等方方面面。這些“真問題”,亟待我們以嚴肅的學術研究去破題,以嚴謹的科學方法去論證、去梳理。

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,對于中國學者來說,是一座學術富礦,可研究的問題有許多,給我們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機會。如果沒有去研究好、梳理好,對任何一個有理想的學者來說,是有負于這個時代的。

道虽阻且长,但行则将至。在35年的发展中,光华对学术充满敬畏,并持续倡导和践行“以学术为本”的价值观。这也是学院近些年反复强调学术研究,加快建设“光華思想力”智库平台的原因,我们希望能够立足新时代中国,遵规范的学术标准,循前沿的科学方法,做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。以学术为根,把光华建设成中国的世界级商学院。

一個人的行走,決定一個人的存在;而一群人的行走,可能決定一個時代的存在。我們期待更多的學者,加入到“用嚴肅科學的方法,去研究對中國經濟和管理有著重大意義的問題”的隊伍中來,扛起中國學術的責任擔當!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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